经过医院明确诊断的疾病，今后将可以在互联网医院进行复诊、开出药品、送药到家。不久前，上海市卫健委发布《上海市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并将于9月1日起施行，各地互联网医院落地细则也在陆续出台。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完善，有助于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也将为偏远地区患者带来便利。
在优质医疗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大医院大专家往往集中在大城市，基层和偏远地区的医疗技术、设备、服务能力相对较差，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优质医疗资源变得触手可及。比如这一新生事物的先行探索者宁夏回族自治区，引进了多家互联网医院，让当地居民不出远门也能与北京、上海等地大医院专家“面对面”。医生拿着共享检查信息，通过远程视频“问诊”，提供咨询，开具处方，满足人们看病的需求。看病模式的改变，使医疗服务变得像超市一样，随手可得、又快又好，让人们求医问药更加轻松和便捷。
互联网医院作为新生事物，又涉及医疗这一特殊领域，其运行状况自然备受关注。前段时间，有人从互联网医院平台买到处方药的现象被曝光，引起人们的不安。这源于医疗的服务特性，即医生需触诊、叩诊才能对症下药。因此，通过视频“面诊”正确诊断病情，让处方药在严格的监管下得到合理使用，便成为互联网医院高质量运行的关键。正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去年9月，国家卫健委出台《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等3个文件。上海市此次公布的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也强调对互联网诊疗行为的质控。此前，宁夏、福建、山东等省份公布了有关政策，均涉及互联网医院设置要求、看什么病、如何收费等内容。在行业自律方面，一些地方出台了《互联网医院便民门诊的执行规范》，对互联网医院诊疗作出自我约束。
一系列办法和规范的出台，为互联网医院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监管基础。目前，各地互联网医院将诊疗对象限定在一些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患者人群，同时，各地也逐步建立监管平台，实行留痕管理，同时厘清平台和实体医疗机构的责任，等等。在此基础上，根据互联网的特点，有必要在传统医疗服务监管的基础上善用新技术和手段，比如建立互联互通的电子病历系统，用以鉴别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规范；有些地方建立了专门审查处方的药师审核平台，有效把关处方药开具行为；一些地方还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实时监控互联网诊疗行为，有效杜绝不合规范行为。另外，上海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提到，互联网医院可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北京、杭州等地的一些企业也已经开展这一平台业务。如何引导大医院和这些平台形成有效分诊关系、提供合理的服务，需要信息互联互通和在线监管技术的同步升级。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居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提高健康管理的效果。
对监管部门来说，互联网医院的出现是一道新的考题，也是迎接未来智慧医疗的必答题。互联网医院虽然刚刚起步，却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有关各方把好质量关口、筑牢制度堤坝，方能让互联网医院茁壮成长，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李红梅）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通过对标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在规则制定中把握主动权和线
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形成客观性认识、本质性理解与自觉性认同是提升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度的必然逻辑。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义性，就体现在它强调各国在追求本国正当利益时应该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应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